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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6期(总第188期)公布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时间:2012-06-10     浏览6856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6期案例目录
1.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与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债权人 代位权纠纷案
2.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与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株式会社羽田钢管制造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物权确认纠纷案
3.许景敏等诉徐州市圣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与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201111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10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因债务人 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约定以代物清偿方式清偿债务的,因代物清偿协议系实践性合同,故若次债务人未实际履行代物清偿协议,则次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原金钱债务并未消灭,债权人仍有权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
二、企业改制只是转换企业的组织形式和变更企业的经济性质,原企业的债权债务并不因改制而消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故债权人代位行使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次债务人改制的,由改制后的企业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科技开发区一环路南三段祥和巷6号。
法定代表人:高斗,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春林,四川康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硕,四川康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法定代表人:王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税兵,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意识,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东通顺街区六街坊。
法定代表人:何汉光,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23202室。
法定代表人:龙运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税兵,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巧蓉,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因与被申请人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川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1210日作出民申字第98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闯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京平、代理审判员王富博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商敏担任本案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628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针对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以下简称武侯国土局)与四川港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港招公司)拖欠征用土地费两案,分别作出(2001)武侯民初字第1924号、1925号民事判决。该两份判决均认定:1999720日由武侯国土局、四川港招公司、招商局(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债务关系转移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债务关系转移合同》约定,招商局公司欠武侯国土局土地征用费21833446.50元债务全部由四川港招公司承担。后四川港招公司与武侯国土局先后于2000720日、2001329日签订两份《交款合同》,分别约定:四川港招公司应于2000930日前、20011220日前各向武侯国土局支付800万元、1000万元,但四川港招公司并未履行付款义务,故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在上述两份判决书中分别判决四川港招公司支付武侯国土局1000万元、800万元。该两份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03528日发出(2003)武侯民一再字第3号、4号民事裁定,对该两案进行再审,并于20031015日作出(2003)武侯民一再字第3号、4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该院(2001)武侯民初字第1924号、1925号民事判决,确认武侯国土局与招商局公司、四川港招公司于1997720日签订的《债务关系转移合同》无效。宣判后,招商局公司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04121日作出(2004)成民再字第42号、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招商局公司继续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该院于200675日分别作出(2005)川民再终字第41号、42号民事判决,依法撤销了(2003)武侯民一再字第3号、4号及(2004)成民再字第42号、43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01)武侯民初字第1924号、1925号两份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两份再审判决中,确认了武侯国土局、四川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三方签订的《债务关系转移合同》以及武侯国土局与四川港招公司签订的《交款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同时认定四川港招公司为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港招公司)投资开办的公司,而成都港招公司未按规定将注册资本金注入四川港招公司,应承担投资不实的责任。20069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前述两案过程中,分别作出(2006)武侯执裁字第69号、70号民事裁定,认定成都港招公司在向其开办的四川港招公司投入注册资金时,未将其应当投入四川港招公司的价值21441941元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转移到四川港招公司,构成投资不实,故裁定追加第三人成都港招公司为被执行人,成都港招公司应在注册资金不实的21441941元范围内对武侯国土局承担责任。
另查明:1.招商(蛇口)进出口贸易公司于1993年在成都投资设立招商局(蛇口)成都实业开发总公司,又由招商局(蛇口)成都实业开发公司投资成立了全民所有制的招商局公司。1995年,招商局(蛇口)成都实业开发总公司改制为成都港招公司。19992月,成都港招公司投资开办了四川港招公司。19998月,招商局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房地产公司)。在改制过程中,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协商,改制更名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保留原招商局公司在成都市武侯区桂溪乡长寿村七组、桐梓林村一组的13241.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与泰丰国际商务中心项目用地为同一地块),同时承担原招商局公司230万元美元债务,其余资产、债权、债务由成都港招公司承担,注册资金由800万元增加为1000万元。1999811日,成都港招公司将其所有的招商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股权1000万元转让给四川奇峰房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另两位自然人。同年823日,招商房地产公司成立并开始营业。2004130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成工商处字(2003)06133号处罚决定书》,吊销了成都港招公司的营业执照。
2.1998412日,成都港招公司曾与招商局公司签订《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约定招商局公司将占地13241.4平方米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以评估价34441941元抵偿给成都港招公司,用以抵偿招商局公司欠成都港招公司的3481.55万元欠款,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全面结清;招商局公司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第二日将土地交成都港招公司开发使用。但该土地使用权至今未转移至成都港招公司名下。
3.20041117日,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民丰公司)与成都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签订了《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海南民丰公司将其持有的招商房地产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鑫达公司,并约定招商房地产公司在20034月前的债权债务由海南民丰公司负担。
因成都港招公司既不向武侯国土局承担注册资金不实的赔偿责任,也不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招商房地产公司主张到期债权,已造成武侯国土局债权受损,故武侯国土局于20061129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请求判令由招商房地产公司履行成都港招公司对武侯国土局负有的21441941元债务,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川民再终字第41号、42号民事判决,本案武侯国土局与招商局公司、四川港招公司于1999720日签订的《债务关系转移合同》为合法有效。根据该合同,招商局公司欠武侯国土局征地费21833446.50元的债务应由四川港招公司承担。其次,根据前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01)武侯民初字1924号、1925民事判决以及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06)武侯执裁字第69号、70号民事裁定,武侯国土局对四川港招公司享有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的债权,成都港招公司因出资不实,在21441941元范围内对武侯国土局承担责任。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于1998412日签订的《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约定,招商局公司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给付占地13241.40平方米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之义务,但未履行。招商局公司经改制更名后,变更为招商房地产公司,故招商局公司所负给付成都港招公司土地使用权的义务由改制更名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根据此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债权人怠于行使具有金钱给付内容到期债权,从而导致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而在本案中,武侯国土局所主张的成都港招公司对招商房地产公司享有的债权为土地使用权给付之债,并非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故武侯国土局提出的其有权代位行使成都港招公司对招商房地产公司的享有债权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一)》有关代位权构成要件之规定,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之规定,招商局公司在改制为招商房地产公司后,其所负债务应全部由招商房地产公司负担,对于海南民丰公司提出的招商房地产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对于海南民丰公司提出的成都港招公司对招商房地产公司享有之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海南民丰公司并非该债权债务关系之当事人,无权提出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招商房地产公司、成都港招公司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在本案一审中放弃了对武侯国土局起诉事实和诉讼请求的抗辩、陈述权利,因放弃上述权利所引起的诉讼后果,应由招商房地产公司、成都港招公司自行承担。该院判决:驳回武侯国土局的诉讼请求;第一审案件受理费117220元,诉讼保全费110520元,合计227740元,由武侯国土局负担。
武侯国土局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案涉1998412日的《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约定“以物抵债”的条款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仍为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根据现有证据证明,到期债权已由“土地过户”转化为返还借款、赔偿的金钱债权,原审判决驳回武侯国土局的诉讼请求属法律适用不当。招商局公司系全民所有制公司,其在改制过程中未经国资委审批,事后又未补办审批手续,故其与成都港招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无效,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约定的土地资产总地价29448874元系依据无效的《资产评估价格书》,该评估价格不具有合法性,且与同一土地评估之间差了500多万元,具有故意低价评估国有资产之嫌。招商局公司注销工商档案资料、《土地估价报告》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招商(蛇口)成都实业公司改制成为成都港招公司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招商房地产公司答辩称:招商房地产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案涉清算协议的债务人是招商局公司,招商房地产公司与招商局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招商房地产公司对招商局公司的债务不负有清偿责任。武侯国土局的代位权主张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一方面,清算协议中成都港招公司享有的权利是获得土地使用权,武侯国土局对非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无权主张代位权。另一方面,武侯国土局的债务人是四川港招公司,该局只能对四川港招公司的债务人行使代位权,而无权对成都港招公司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武侯国土局主张的清算协议中对招商局公司约定的合同义务是向成都港招公司交付土地,其只能诉请交付土地,而无权要求给付金钱。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房地产公司和招商局公司没有合法、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该两公司不负有清偿债务的义务。案涉清算协议载明的债务金额不具有真实性,从招商局公司和成都港招公司同期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招商局公司的资产负债为1079万元,成都港招公司债权合计为619万元,与清算协议约定的差距太大,证明该协议属虚假协议;即使该协议真实,也因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致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武侯国土局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南民丰公司的答辩理由和请求与招商房地产公司的理由和请求相同。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招商局公司与招商房地产公司的关系外,其余发生纠纷的原因、过程等主要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一致,该院予以确认。该院另查明:
1.1999822日,招商局公司办理了《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主要载明:注销理由为由全民所有制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在企业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理情况栏中,明确除招商房地产公司保留涉土地外,其余资产及债权、债务均由成都港招公司承担;招商局公司在招商银行贷款230万元美元(折合人民币19125309.82元)及该贷款在1999630日后产生的利息,由招商房地产公司承担,招商局公司其余自开业至199989日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成都港招公司承担,另注明招商局公司人员由成都港招公司安置。
2.1999810日,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签订《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该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与上述工商企业注销注册书内容相同。
3.招商局公司系经成都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于199373日批准,并经工商机关核定的招商局(蛇口)成都实业开发公司投资注册资金800万元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该公司因改制于1999823日注销。
4.成都港招公司19971231日的《资产负债表》载明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6197415.85元。招商局公司19971231日《资产负债表》载明其期末数合计为1079万元。
5.20021030日,招商房地产公司将19056597.56元人民币汇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同年111日,该款解汇兑换230万美元偿还给了招商银行成都市分行。
6.1999823日,招商房地产公司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其股东发起人为四川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叶文金、刘宗明。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诉争主要问题是武侯国土局能否对招商房地产公司行使代位权。
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关于“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的除外。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的规定原则,代位权的构成要件,一是债务人需对第三人享有权利,二是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三是债务人已陷入迟延,四是已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有保全债权的必要。
武侯国土局因土地征用费问题与招商局公司、四川港招公司签订《债务关系转移合同》、以及武侯国土局与招商局公司签订的《交款合同》,已被前述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之后,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裁定追加成都港招公司为被执行人,认定其在四川港招公司注册资金不实的21441941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据此可以确认,成都港招公司是武侯国土局的债务人。
武侯国土局在本案中主张行使代位权,其主要依据是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清算协议》,该协议确定由招商局公司将其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使用权以评估价34441941元抵偿其所欠成都港招公司的3481.55万元,双方债权债务结清,招商局公司应于协议生效第二天将土地交成都港招公司使用。现招商地产公司辩称该清算协议是成都港招公司为设立四川港招公司签订的虚假协议,该协议确定的欠款数额没有基础证据证明,但其并未提交充足证据;依据该协议,可以确定协议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即招商局公司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债务,且为金钱债务;至于协议关于以土地作价清偿的约定,只是双方选择的了结债权债务的方式,其是否合法有效,不影响这一基本事实认定。
招商局公司若按清算协议约定履行,其即不再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债务,但其实际并未将土地使用权转移过户至成都港招公司名下,清算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协议双方的债权债务仍然存在。此时,武侯国土局可以以招商局公司为次债务人,依法行使代位权。但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其后招商局公司确有改制的事实存在,且因改制而注销;招商局公司改制注销时,就其债权、债务及资产与成都招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并记载于工商机关的相关登记档案中,明确除由招商房地产公司代招商局公司偿还230万美元外,其他债权、债务和资产均由成都港招公司承担。该230万元美元业已偿还。据此,依照《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招商房地产公司承受的仅是招商局公司原欠相关银行的金融债务,且已实际履行,其他债权债务及资产,由成都港招公司自行承担;而成都港招公司本系武侯国土局的债务人,不存在行使代位权的问题。现武侯国土局虽对招商局公司改制行为及相关协议持有异议,但其并未提交充足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
招商房地产公司是工商管理机关核准,以新公司设立标准设立的股份制公司,无论是注册资金数额、股东构成、企业性质等,均有别于招商局公司,两者并非简单更名关系。换言之,原招商局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的债务,不能等同于现招商房地产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债务。现有证据表明,招商房地产公司只是保留了原招商局公司的案涉土地,并以代其偿还230万元美元作为对价,除此之外,未承受招商局公司的其他债务,包括所欠成都港招公司的债务,其没有为招商局公司代偿其他债务的依据。因此,武侯国土局将招商房地产公司作为次债务人,要求由承担原招商局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的债务,不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上诉请求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220元,由武侯国土局承担。
武侯国土局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第一,原二审法院采信招商房地产公司改制前与成都港招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证据是错误的。招商房地产公司由招商局公司改制设立,不论是招商局公司注销工商档案,还是招商房地产公司设立工商档案,都无国资行政部门合法审批手续,且评估单位无国资行政单位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书》,其改制行为因违法而应无效。1999年招商局公司改制时签订的《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约定土地评估总地价为29448874元,而199712月该宗土地评估价34441941元,二者相差500多万元。前后二次评估价格相差500多万元,说明改制时故意低估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招商局公司改制时将优良资产土地交由改制后招商房地产公司承继,却把全部债务交由成都港招公司承担,其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企业改制之机,悬空、逃废债务的行为表现,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申请人及其他债权人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紧急通知》第八条“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或债权人利益的,应当依法确认有关协议无效”规定,应当认定《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无效。第二,原二审法院认为招商房地产公司不应当承继改制前招商局房地产公司债务,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招商局房地产公司是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由800万元注册资金增资1000万元注册资金)实现他人(四川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叶文金、刘宗明)对企业的参股并将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之规定,招商局公司原债务应由招商房地产公司来承担,但二审法院却未适用该司法解释。招商房地产公司通过承担并偿还招商银行贷款230万元美元即人民币19056597.56元债务的方式,取得招商局公司改制前价值3400多万元的土地,就算按改制评估价值2900余万元计算也有1000多万元盈利。原审法院以“招商房地产公司只是保留了原招商局公司的涉案土地并以代其偿还230万元美元作为对价”为由认为其不再承担债务,违背了债务承继原则和企业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第三,原二审法院单以“注册资金、股东构成、企业性质”作为判断招商局公司与招商房地产公司之间关系,从而得出“并非简单更名关系,原招商局公司欠成都港招公司债务,不能等同于现招商房地产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债务”的结论,违背企业变更债务承继的法定原则。199986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向武侯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载明:“招商局蛇口房地产公司”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材料收悉。经审查,核准该企业名称变更为“招商蛇口房地产公司”,可以证明招商蛇口房地产公司仅是企业改制名称的变更。招商房地产公司为变更《国有土地使用证》均以“名称变更”为由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报送材料,并经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审查“该宗地使用者名称原为招商局蛇口房地产公司,该公司名称变为招商房地产公司”。原二审法院简单从企业注册资金、股东构成、企业性质方面对两企业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两企业并非简单“更名关系”的结论,过于草率。既然是国有企业改制,两个企业前后在性质、股东构成肯定不同。法律并未规定企业注册资金、股东构成、企业性质发生了工商变更,变更后的企业不承担企业变更前的债务。综上,请求本院依法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招商房地产公司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
招商房地产公司辩称:第一,《再审请求书》所陈述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原《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中,原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确认其有效,再审申请人至今并未提供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二审法院采信《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作为证据,不构成法律适用错误。招商房地产公司的设立过程合法,不存在恶意串通、逃废债务的行为。招商房地产公司与招商局公司为两个独立法人,彼此的债权债务关系早已消灭,不存在所谓的债务承继问题,自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原审法院的判决理由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是“招商房地产公司是在承接了招商局公司的土地和相应的230万元美元的债务、向原招商局公司出资人支付了1000万元货币资金的基础上,以新公司设立标准设立的股份制公司”。原判决据此认为原招商局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债务,不能等同于现招商房地产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债务,判决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原判决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充分确实。第三,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企业改制司法解释不适用本案。武侯国土局引用2002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八条规定,以招商局公司的改制未经批准为由,认为《资产处置协议》无效,从而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武侯国土局的上述观点违背法律事实,故意曲解法律。《通知》第八条是针对国有企业改制作出的规定,而招商局公司在1999年前已经不属于国有企业,不适用《通知》第八条的规定,不存在所谓的改制审批问题。再审申请人故意曲解企业改制司法解释,把企业设立公司的合法行为认定为企业借改制逃避债务的违法行为。本案招商房地产公司的设立行为,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把优质资产转移出去,进而导致企业丧失基本生产经营能力和对外偿债能力的现象,不属于逃废企业债务的违法行为。综上,武侯国土局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本院驳回其再审申请。
第三人海南民丰公司的答辩理由与招商房地产公司的答辩理由相同。
第三人成都港招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经再审审理,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诉讼焦点是:武侯国土局能否对招商房地产公司行使代位权。该焦点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具体问题:其一,武侯国土局能否对改制前的招商局公司行使代位权?其二,改制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应否对原招商局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武侯国土局能否对改制前的招商局公司行使代位权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关于“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之规定,债权人代位权是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不受损害而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权利。本案中,武侯国土局因土地征地费问题与招商局公司、四川港招公司签订《债权债务转移合同》以及武侯国土局与四川港招公司签订的《交款合同》已为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有效,武侯国土局对四川港招公司的债权合法确定,因此四川港招公司是武侯国土局的债务人。成都港招公司因在开办四川港招公司过程中出资不实而被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应在注册资金不实的21441941元范围内对武侯国土局承担责任,故成都港招公司亦是武侯国土局的债务人,武侯国土局对成都港招公司的债权亦属合法且已确定。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于1998412日签订《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约定招商局公司应将其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以评估价34441941元抵偿其所欠成都港招公司的3481.55万元的债务。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根据该协议,招商局公司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3481.55万元的金钱债务,招商局公司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给付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的义务。本院认为,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双方协议以土地作价清偿的约定构成了代物清偿法律关系。依据民法基本原理,代物清偿作为清偿债务的方法之一,是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以债权人等有受领权的人现实地受领给付为生效条件,在新债务未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当新债务履行后,原债务同时消灭。本案中,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虽然签订了《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并约定“以地抵债”的代物清偿方式了结双方债务,但由于该代物清偿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双方原来的3481.55万元的金钱债务并未消灭,招商局公司仍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3481.55万元的金钱债务。据此,招商局公司是成都港招公司的债务人,进而是武侯国土局的次债务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以及本院《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因为成都港招公司既未向武侯国土局承担注册资金不实的赔偿责任,又未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招商局公司主张已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武侯国土局的债权未能实现,已经构成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因此,武侯国土局有权代位行使成都港招公司基于《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而对招商局公司享有的合法金钱债权,但该代位权的行使范围应以其对成都港招公司的债权即注册资金不实的21441941元范围为限。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改制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应否对原招商局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表明,成都港招公司本来就对四川港招公司出资不实,未将其应当投入四川港招公司价值21441941元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投入到四川港招公司,却于1999720日与武侯国土局、四川港招公司签订《债务关系转移合同》将其欠武侯国土局的征地费21833446.5元转移给其出资不实设立的四川港招公司。在该《债务关系转移合同》签订后尚不到一个月,成都港招公司便于同年810日与招商局公司签订《债权、债务以及资产处置协议》,将招商局公司改制为招商房地产公司,将本应投入四川港招公司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留给了改制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并由其负责偿还招商局公司欠招商银行230万美元贷款,其余资产及其债权、债务以及职工安置均由成都港招公司承担;同年822日,招商局公司办理了《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并于823日因改制而注销。该改制系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即招商局公司在由800万元注册资金增资1000万元注册资金的同时,将其对增资后更名的招商房地产公司享有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四川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叶文金、刘宗明,从而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并将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局公司与成都港招公司的上述出资不实、债务转移、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以及采增资扩股方式的企业改制等一系列行为,暂且不论其是否真正存在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动机和目的,但实际结果的确导致武侯国土局不能实现对四川港招公司和成都港招公司的债权,令本院不得不对其上述系列行为的动机产生怀疑。为了更好地审理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所确立的法人财产原则、企业债务承继原则以及企业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旨在防止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造成企业财产流失,避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本院认为,企业改制或者改造只是企业变更的一种形式,根据法人财产原则和企业债务承继原则,变更设立后的公司应当承继原企业的债权债务。虽然招商局公司在改制时与成都港招公司签订了《债权、债务及资产处置协议》,但无论是招商局公司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的3481.55万元的债务,还是招商局公司欠招商银行的230万美元的贷款,均是招商局公司改制前的对外负债,根据法人财产原则以及企业债务承继原则,改制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均应负责偿还改制前的招商局公司的债务。尽管改制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在注册资金数额、股东构成、企业性质等方面均有别于原招商局公司,但企业改制只是转换企业的组织形式和变更企业的经济性质,原企业的债权债务并不因改制而消灭。根据法人财产原则和企业债务承继原则以及本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关于“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之规定,原招商局公司对成都港招公司的债务应由改制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承担。故武侯国土局将招商房地产公司作为次债务人,要求其承担原招商局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的债务,不仅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和本院《合同法解释(一)》关于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及其构成要件之规定,而且符合本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原则和规定。因此,武侯国土局关于要求招商房地产公司承担原招商局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债务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招商房地产公司应在21441941元范围内向武侯国土局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本院《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条关于“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之规定,招商房地产公司向武侯国土局履行21441941元的清偿责任后,武侯国土局与成都港招公司、武侯国土局与四川港招公司、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房地产公司(原招商局公司)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综上,本院认为,武侯国土局对成都港招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成都港招公司对原招商局公司所享的债权亦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合法有效并已到期;成都港招公司既未向武侯国土局承担注册资金不实的赔偿责任,又怠于行使其对招商局公司或者改制后的招商房地产公司的到期债权,致使武侯国土局的债权未能实现,故武侯国土局关于要求招商房地产公司承担原招商局公司所欠成都港招公司债务的再审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川民终字第90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成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
二、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支付21441941元;
三、上述给付义务履行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与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与四川港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各117220元,诉讼保全费110520元,由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与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株式会社羽田钢管制造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物权确认纠纷案
(2011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9号)
【裁判摘要】
在物权确权纠纷案件中,根据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事人依据受让合同提出的确权请求应当视动产与不动产区别予以对待。人民法院对于已经交付的动产权属可以予以确认。对于权利人提出的登记于他人名下的不动产物权归其所有的确权请求,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确认其权属,而应当判决他人向权利人办理登记过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龙王塘官房村。
法定代表人:野口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运国,男,汉族,1954年3月2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华顺街109号7-1,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小川,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保税区泰华大厦B座241号。
法定代表人:杜丕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开国,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宗宝璋,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株式会社羽田钢管制造所(株式会社羽田パィプ製造所)。住所地,日本国东京都大田区北糀谷二丁目10番13号。
法定代表人:野口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银伟,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龙王塘村。
法定代表人:赵百强,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臧洪宇,男,汉族,1969年8月1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江路122号2-5-1,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世忠,辽宁方槊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羽田公司)因与再审被申请人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丰公司)、一审第三人株式会社羽田钢管制造所(以下简称羽田制造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龙王塘办事处)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2010)辽民三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年12月8日作出(2010)民申字第1273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任雪峰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宋建立、成明珠参加的合议庭,后因工作原因依法变更为由审判员任雪峰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成明珠、麻锦亮参加的合议庭,于2011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朱科担任记录。大连羽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的法定代表人野口广,大连羽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姜运国、杨小川,弘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开国、宗宝璋,羽田制造所的委托代理人赵银伟,龙王塘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臧洪宇、王世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连羽田公司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连中院)起诉称:2002年5月8日,羽田制造所以弘丰公司名义与龙王塘办事处签订了转让合同,同时,羽田制造所与弘丰公司签订了另一份转让合同。根据上述两份合同的约定,弘丰公司应当将涉案资产过户到羽田制造所设立的独资企业大连羽田公司名下。请求:1.确认羽田制造所将其以弘丰公司名义与龙王塘办事处签订的转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大连羽田公司的行为有效。2.确认龙王塘办事处下属原龙王塘特种轧钢厂厂区所属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厂房、仓库、变电所、职工宿舍、办公楼等全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归属大连羽田公司。3.判令弘丰公司协助将上述的2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13处房屋所有权办理过户到大连羽田公司名下。
大连中院一审查明:
1.2002年5月8日同一天在同一场合,本案四方当事人分别签订了以下三份合同书:①羽田制造所与弘丰公司签订了《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A)。②由龙王塘办事处与弘丰公司签订了《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B)。③由当时尚是羽田制造所与中方合资成立的大连羽田公司与弘丰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
《转让合同》A的主文全文如下:羽田制造所决定购买龙王塘办事处所属龙王塘特种轧钢厂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详见弘丰公司与龙王塘办事处签订的《转让合同》中的转让资产),但由于羽田制造所尚未在中国注册成立外商独资企业,无法办理相关土地、房产手续,故以弘丰公司名义签订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中弘丰公司的权利义务均由羽田制造所实际承担,弘丰公司如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应由羽田制造所予以赔偿。弘丰公司承诺转让资产所有权、处分权均归羽田制造所所有,弘丰公司取得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时立即将正本交给羽田制造所收执保管。如果因弘丰公司原因致使羽田制造所受到损失,弘丰公司应赔偿羽田制造所损失;如弘丰公司故意变卖、抵押该转让财产,羽田制造所可以要求追究弘丰公司的刑事责任。弘丰公司同意羽田制造所在中国大连注册成立独资企业后立即无条件协助羽田制造所办理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过户手续。
《转让合同》B共有十三条内容,与诉争有关联的主要内容是:一、龙王塘办事处同意将原特轧厂厂区所属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连同房屋、仓库、变电所、职工宿舍、办公楼等全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物的所有权及附属设施设备,转让给弘丰公司。其中厂区所属场地的占地面积23453平方米,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合计7073平方米(具体位置见附件原特轧厂平面图和转让资产清单)。二、弘丰公司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上述转让资产的转让费共计12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弘丰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和房屋所有权证书之前可能发生的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等所有费用,均包含在1200万元之内,由龙王塘办事处承担。三、转让费的支付。1.弘丰公司分期支付转让费,每年支付100万元,十二年支付完毕。2.龙王塘办事处保证转让资产无任何抵押、查封等限制处分的情形,在龙王塘办事处提交无限制处分证明的前提下,首期支付时间为2002年5月20日,以后每年转让费的支付时间为当年5月20日之前。四、产权转移。龙王塘办事处应在弘丰公司首期转让费支付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建筑物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50年)变更登记至弘丰公司名下,有关税费由龙王塘办事处承担。弘丰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后有权设定抵押。五、财产交接。1、弘丰公司支付首期转让费之同时,龙王塘办事处应将转让资产(包括场地及地面建筑物)移交给弘丰公司。六、双方责任(略)。七、其他。1、2(略)。3、龙王塘办事处在未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建筑物所有权证变更至弘丰公司名下前,弘丰公司如将转让资产出租给其他企业或个人,需经龙王塘办事处同意。龙王塘办事处同意弘丰公司在未支付全部转让费用之前,可以将转让资产转让于其他企业,由该其他企业支付剩余转让费用,支付方式及期限按本合同履行。龙王塘办事处同意弘丰公司可将其在本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其他企业,本合同约定的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由龙王塘办事处与合同受让人继续享受、承担。
《租赁合同》亦共有十三条,与诉争有关联的主要内容是:一、弘丰公司同意将原特轧厂厂区所属场地,连同房屋、仓库、变电所、职工宿舍、办公楼等全部地面建筑物租赁给大连羽田公司。其中厂区所属场地的占地面积计23453平方米,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合计7073平方米。二、租赁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06年11月25日。三、租金。1.大连羽田公司每年支付租金100万元,不包括各种费用。2.首期支付时间为2002年5月15日,以后每一年租金支付时间为5月25日之前。四、租赁登记。双方约定由大连羽田公司负责办理相关租赁登记,有关税费由大连羽田公司承担。五、租赁资产交接。大连羽田公司支付第一年租金之同时,弘丰公司应将租赁资产移交给大连羽田公司。
2.2002年5月22日,大连羽田公司以还款名义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100万元。龙王塘办事处也向大连羽田公司移交了《转让合同》A、B项下的资产。大连羽田公司将生产经营场所搬移至涉案合同约定的原特轧厂厂区,并占有、使用涉案资产至今。
3.大连羽田公司在占有使用上述资产期间,自投资金,对房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扩建。
4.大连羽田公司又于2003年11月26日,以还款名义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100万元;于2004年11月18日,以租金名义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20万元;于2004年12月8日,以还款名义分别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50万元一笔和30万元一笔;于2005年6月29日至同年12月13日,以租金名义分别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50万元一笔、25万元二笔;于2006年11月15日,以租金名义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100万元;于2007年7月3日和12月8日,以租金名义分别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60万元一笔和40万元一笔。
5.龙王塘办事处自2002年5月8日到场参加和见证了上述三份合同签订时始,即已知道上述资产的真正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而非弘丰公司。尔后,龙王塘办事处又以以下主要行为事实作出了明确确认:①大连羽田公司于2002年5月29日向旅顺口区规划国土资源局呈报《关于改扩建工程项目的请示》。其基本内容是:“我公司已买断旅顺口区龙王塘镇龙王塘村原特轧厂的厂区及房屋,根据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大外经贸企字〔2002〕268号文件的批复,我公司准备对厂区进行改扩建工程。结合现有厂区情况以及大连羽田公司生产需要,需增加以下建筑项目……”龙王塘办事处在该文件上加盖了自己的公章以示对该文件与其有关内容的确认。②2002年8月8日,龙王塘办事处向旅顺口区人民政府呈报《关于征用原特轧厂土地及变更房屋所有权证等有关事宜的请示》。该文件对基于何种事由提出该请示,作出这样的表述:“自2001年1月,羽田制造所董事长野口广委托其全权代表和大连羽田公司时任厂长就购买前述资产事宜,分别与龙王塘办事处进行了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谈判。在区党委、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经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野口广购买特轧厂房屋及土地合同终于于2002年5月8日正式签订。为了彻底盘活这一闲置多年的资产,减轻龙王塘办事处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为了让购买者——大连羽田公司能在短期内投产,在区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最终决定以1200万元出售,并分12年支付完毕,每年支付给我们100万元。”③2007年8月7日,龙王塘办事处向大连羽田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大连羽田公司继续履行〈转让合同〉的函》。该函全文是:“我办事处与弘丰公司于2002年5月8日签订了《转让合同》,约定:我办事处以1200万元的价格将原特轧厂厂区所属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连同房屋、仓库、变电所、职工宿舍、办公楼等全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物的所有权及附属设施设备(以下简称该资产)转让给弘丰公司;弘丰公司每年支付100万元,十二年支付完毕。该《转让合同》实际由大连羽田公司履行。截至2007年7月3日,大连羽田公司已支付转让费560万元(其中四笔合计280万元款项是以大连市旅顺口区龙王塘镇工业办公室名义收取的)。根据该《转让合同》第七条,我办事处现同意大连羽田公司受让该资产,并继续履行该《转让合同》。”
6.2003年7月31日,上述转让资产包含的土地办理了使用权人为弘丰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机关颁发了地块不同的两个该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2003年9月3日、5日和26日,上述转让资产包含的房屋办理了所有权人为弘丰公司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登记机关颁发了该名下的13处房屋所有权证书。
7.2008年7月,大连市人民政府和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颁发了确认大连羽田公司为羽田制造所独资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8.在上述的证照下发之前的2007年5月25日,羽田制造所向大连羽田公司发出《确认函》,内载:“……我公司现确认如下:一、大连羽田公司继续履行弘丰公司与龙王塘办事处签订的《转让合同》,享有原弘丰公司在该《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二、弘丰公司与龙王塘办事处签订的《转让合同》项下的原龙王塘特种轧钢厂厂区所属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仓库、变电所、职工宿舍、办公楼等全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物的所有权及其附属设施归大连羽田公司所有。三、大连羽田公司负责与弘丰公司协商办理该资产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过户手续,并承担产权过户过程中买卖双方所需交纳的全部税费。”同月28日,大连羽田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作出同意上述《确认函》的决议。
9.大连羽田公司在取得外资独资企业证书之后,根据《转让合同》A要求弘丰公司协助将转让资产由弘丰公司名下变更登记在大连羽田公司名下,但遭到拒绝,由此而形成本案。
大连中院一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龙王塘办事处实际是向谁转让原旅顺龙王塘特种轧钢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其他物的所有权,亦即真正的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还是弘丰公司;二是实际受让人的权利取得是否违反中国法律,亦即应否给予中国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要澄清上述两个焦点问题所蕴含的是与非,就应当首先对涉案的《转让合同》A、《转让合同》B和《租赁合同》这三份合同书相互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定位,进而对它们各自的效力作出正确的判定。从前述的事实认定可见,该三份合同书是一个相互关联各自都不能孤立形成和存在的关系。因此,在对每个合同书效力作出判定时,应将每一个合同书放到该关联关系范围之内考量。首先,应当确认《租赁合同》是一个假合同,而相对应的《转让合同》A应认定为是真实的。认定《租赁合同》为假合同,并不是否定该合同书是真实的,而是否定该合同书所表述的合意内容是真实的,即,该内容不反映合同书显示的双方当事人即弘丰公司与大连羽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根据和理由有二:一是《租赁合同》与《转让合同》A是一个相互排斥的关系。即是说,基于该两份合同书所表述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相冲突,两份合同书不可能都是真实的,当然也不可能都是假的,必有一真一假。那么,孰真孰假呢?对此,不仅有利益关系的大连羽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坚称《转让合同》A真,《租赁合同》假,也不仅在大连羽田公司、弘丰公司之间的争议中处于中立地位的龙王塘办事处在诉讼前和诉讼中也一直坚持认为,其是向羽田制造所转让涉案资产,实际履行转让合同的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而且,弘丰公司在诉讼前的2004年6月3日给大连羽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的致函已明确无误地自认该资产的实际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而不是弘丰公司。弘丰公司在诉讼中并没有提举有效且充分的证据推倒该自认,所以,该自认有效。二是受让人履行转让合同最基本的义务是向转让人支付转让费。大连羽田公司按照羽田制造所的意愿向转让人即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六年转让费共计600万元,而弘丰公司却分文未付。弘丰公司称由于其与大连羽田公司有《租赁合同》,所以,该600万元应视为其间接地向转让人支付了转让费。该观点与事实不符,与法相悖。因为弘丰公司从未向大连羽田公司开具过任何形式的收取租金的凭据,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弘丰公司用大连羽田公司支付的租金向转让人支付转让费。大连羽田公司与弘丰公司并未约定由大连羽田公司向弘丰公司支付的租金代替弘丰公司向转让人支付转让费,也就谈不上弘丰公司将大连羽田公司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的600万元视为是其用间接的方式支付了转让费。其次,在对上述两个合同真假作出结论之后,对《转让合同》B的真正受让人是谁,也就必然得出是羽田制造所的结论,即是说,根据《转让合同》A的约定,羽田制造所是以弘丰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龙王塘办事处签订《转让合同》B。事实已充分表明,该三方当事人都是自愿实施上述签约行为的。
既然《租赁合同》是假合同,那么,也就不涉及对其是否有效进行法律适用和判断的问题。两份《转让合同》则涉及是否有效的法律适用和判断问题。显而易见,由两个第三人和弘丰公司三方所签订的该两个转让合同书只反映存在一个转让法律关系,而不反映存在两个转让法律关系,该两个转让合同书的结合方能形成一个资产转让法律关系,转让人是龙王塘办事处,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那么,龙王塘办事处向羽田制造所转让涉案资产是否属于弘丰公司所称系属规避中国法律,因而无效呢?结论是否定的。因为该转让关系形成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生效施行。根据该部法律规定,评判该转让关系是否构成规避中国法律而无效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位阶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即是说,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下位法的规定不能成为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弘丰公司在反驳中称两个第三人的资产转让受让行为规避中国法律,应认定无效时,并没有指出该转让受让行为违反了中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哪个具体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经审查,也并没有发现哪部中国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或不允许将涉案资产在两个第三人之间进行转让和受让。根据法不禁止即可为,为之即合法的评判行为是否合法的基本规则和标准,应当确认,除转让合同约定的地下物的所有权转让不合法之外,两个第三人就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其他物之所有权进行的转让和受让行为合法有效。之所以不确认转让合同约定的地下物所有权转让为合法,是因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地下物所有权归属国家,且不因地上和地表物权之归属而改变地下物之所有权之该归属。
《转让合同》A已约定,在羽田制造所在中国注册成立其独资企业后,弘丰公司立即无条件协助办理受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过户手续。羽田制造所已成立了其独资的大连羽田公司,弘丰公司履行协助义务的合同约定条件已成就,弘丰公司应按其承诺无条件地协助办理上述物权的过户手续,其拒绝履行该义务,既构成了违约,又说明其缺乏诚信。
应当指出,羽田制造所作为外国企业和涉案资产的受让人,大连羽田公司在当时作为羽田制造所与中国企业投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和涉案资产转让的受益人,在中国与中国企业和其他民事主体签订合同,应当遵守中国法有关签订合同的程序规定,其中包括,应当如实披露与合同有关的真实情况。然而,各方当事人却在同一天同一场合分别参与签订了假合同《租赁合同》和名实不符的转让合同,其行为是错误的。虽然基于如前所述的理由,该行为之错误尚不足以导致转让合同无效,但是,该行为却对中国有关机关对经济合同的管理乃至司法机关的审判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对此给予负面评判。
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证号为旅顺口国用(2003)字第0413199号和04132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归属大连羽田公司:证号为旅顺村房字第09000921号、09000922号、09000539号、09000540号、09000541号、09000542号、09000543号、09000544号、09000545号、09000546号、09000547号、09000548号、09000549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屋所有权归属大连羽田公司;龙王塘办事处与弘丰公司于2002年5月8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涉及的除地下物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物的所有权归属大连羽田公司。二、弘丰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协助大连羽田公司将前项物权证书办到大连羽田公司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弘丰公司负担。
弘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辽宁高院提起上诉称:1.弘丰公司与大连羽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是一份有效合同。大连羽田公司董事会决议及向相关管理部门请示中自认租赁弘丰公司的案涉房屋、土地进行生产、经营,证明双方已实际履行《租赁合同》,大连羽田公司与弘丰公司是租赁关系;2.大连羽田公司在一审中只提供了弘丰公司与羽田制造所签订的《转让合同》A的复印件,根据证据规则,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大连中院认定该《转让合同》A是真实的,并作为判决依据,违反法律规定。假使该复印件可以采信,因羽田制造所与弘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A时,并未在我国登记注册,其不具备购买土地使用权主体资格。且未经相关国家机关批准,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转让合同》A应属无效合同;3.一审判决擅自改变土地和房产管理部门确认的权属内容,是超越民事审判的越权行为;4.大连羽田公司由合资变更为独资公司过程中,向工商部门呈报虚假材料,骗取工商注册登记,大连羽田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大连羽田公司的诉讼请求。
辽宁高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对《转让合同》A中双方当事人的查明有误。签订该《转让合同》A的甲方是弘丰公司,即转让方;乙方是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即受让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辽宁高院另查明:2002年1月25日,大连羽田公司作出大羽资字(2002)01号《大连羽田公司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决议大连羽田公司进行搬迁,租赁大连市旅顺口区龙王塘特种轧钢厂原厂区。
2002年2月10日,大连羽田公司法律顾问陈文卿给大连羽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董事长野口广就本案涉及的资产购买事宜提出《法律意见书》。其基本内容是,现龙王塘办事处所属的原特轧厂厂区场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龙王塘办事处无权对外转让,待由政府征为国有后再出让。根据中国法律规定,羽田制造所作为外国法人,不能作为受让方,受让方必须为在中国注册的法人。
2002年5月2日,袁君胜向弘丰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杜丕福经理出具《联系函(承诺书)》,主要内容是:羽田制造所设立独资企业在筹建过程中,遇到新厂用地的困难。首先,羽田制造所在中国购买建厂用地主体资格方面存在法律障碍,其次,羽田制造所资金方面也存在困难。龙王塘办事处同意转让其所属特种轧钢厂的土地和厂房。如弘丰公司购买,可以联系承租,以减轻弘丰公司支付转让款的压力,这样可以解决羽田制造所建厂用地的问题。承诺:1.独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原材料采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由弘丰公司提供。2.独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供弘丰公司销售。
2002年5月8日,龙王塘办事处向弘丰公司提交一份《证明函》,主要内容是:龙王塘办事处于2002年5月8日与弘丰公司签订了转让龙王塘办事处所属特轧厂厂房的合同。特轧厂厂房及其附属设备均归弘丰公司所有,同时,龙王塘办事处同意弘丰公司将所获得的资产出租给大连羽田公司。
2002年5月13日,野口广致函给袁君胜,基本内容是,在此之前袁君胜是羽田制造所的顾问,并要求袁君胜担任新总经理。
2002年5月15日,大连羽田公司向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提交大羽资字(2002)02号《关于大连羽田公司租赁厂区搬迁事宜的请示》,要求批准该企业租赁搬迁至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官方村转让给弘丰公司的土地和厂房。
2002年5月23日,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下发大外经贸企字(2002)268号《关于大连羽田公司变更法定地址的批复》,同意大连羽田公司的法定地址变更为旅顺口区龙王塘村的董事会决议。
2004年5月31日,龙王塘办事处向弘丰公司发函,主要内容是,要求弘丰公司支付2004年的资产转让费,逾期将收回土地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龙王塘办事处与弘丰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作废。
2004年6月3日,弘丰公司致函大连羽田公司、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野口广和姜运国,该《致函》称:“我公司于2004年6月2日收到龙王塘办事处致我公司的函件,要求我公司履行2002年5月8日签订的《转让合同》并限期支付转让费。但我公司于2002年5月8日与贵公司同时签订了《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与贵制作所签订的《转让合同》,以及与龙王塘办事处签订的《转让合同》属关联合同,即每年付给龙王塘办事处100万元转让费,是由大连羽田公司以租金方式进行支付的,而大连羽田公司在合同期限内并没有按时支付该款项。为此,我公司根据龙王塘办事处的函告要求,对大连羽田公司及制作所正式声明如下:一、根据我公司与羽田制作所签订的《转让合同》明确规定,转让的权利与义务均由羽田制作所承担,我公司如遭受经济损失应由羽田制作所赔偿。二、如果由于贵公司及制作所不能按时支付转让金或租金而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我公司概不承担,由贵公司和羽田制造所负责承担一切经济损失。三、我公司强烈要求贵公司和制作所必须在2004年6月15日前给我公司一个明确答复。若不能按期答复,我公司为避免损失,将不得不与贵公司和制作所解除合同,以便于同意龙王塘办事处的函告要求。”
2004年6月1日,王国珉向袁君胜出具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交接清单》(下称《清单》),内容为:“兹有羽田钢管有限公司建厂筹备组将有关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在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官房子村的建厂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所有权证交还旅顺口区龙王塘办事处,具体清单如下(略)。”上述材料所述交接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有2本,交接的房屋所有权证有11本。《清单》交接人栏内签有“袁君胜15/6-2004”,接受人栏内签有“王国珉2004.6.1”,该清单打印字的落款时间是2004年6月15日。
2004年6月12日袁君胜向杜丕福出具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收条》,内容为:“考虑到你公司(弘丰公司)尚未将旅顺口区龙王塘办事处与弘丰公司《转让合同》的转让款的全额支付完毕,建议将相应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暂交旅顺口区龙王塘办事处保管。你公司同意为宜。现收到大连保税区弘丰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本、房屋所有权证11本”。《收条》交接人栏内签有“杜丕福”。
2004年12月27日,姜运国向王国珉出具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交接清单》。该《清单》交接人栏内签有“袁君胜5/6-2004”,接受人栏内签有“王国珉2004.6.15”,该清单的打印字落款时间是2004年6月15日,另有“以上证件全部取走,姜运国,2004.12.27”的手书文字。
2008年6月30日,大连市旅顺口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下发《关于大连羽田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大连羽田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
2008年9月17日,时任大连市旅顺口区民政局副局长王国珉作为弘丰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王国珉曾于1997年12月至2004年12月任龙王塘办事处副主任。其证明的主要内容是,王国珉主管招商引资工作,因日方无钱购买案涉厂房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真正购买者是弘丰公司。大连羽田公司与弘丰公司是租赁关系,大连羽田公司直接将租金交付龙王塘办事处,可以帮助弘丰公司节省税费。2004年5月龙王塘办事处没有收到100万元转让款时,弘丰公司按致函的要求将案涉厂房、土地的产权证照交给王国珉。2004年12月27日,由于王国珉工作调动,时间紧,联系不到弘丰公司,就将案涉厂房、土地的产权证照交给大连羽田公司姜运国经理。
2008年9月17日,袁君胜作为弘丰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2001年袁君胜是羽田制造所的代表。其证明的主要内容是,因大连市政府要求大连羽田公司进行搬迁,羽田制造所要购买案涉厂房、土地。袁君胜与王国珉联系,价格是1200万元。但经多方筹措,日方无力购买。日方律师陈文卿也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日方无权购买。由于大连羽田公司是合资公司,中方不同意购买。无奈,袁君胜就与弘丰公司洽谈此事,由弘丰公司购买,再租给大连羽田公司。这样,弘丰公司购买了案涉厂房、土地,大连羽田公司租赁,租金每年100万元。
辽宁高院二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案涉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真正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还是弘丰公司;二、羽田制造所购买龙王塘办事处的土地使用权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案涉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真正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还是弘丰公司的问题。一审认定案涉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真正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主要依据是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与弘丰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A及弘丰公司的致函。首先,《转让合同》A系复印件,对该份能够直接证明其合同权利的重要证据,大连羽田公司无法提供证据原件,亦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第二,《转让合同》A的受让方是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尽管弘丰公司2004年6月3日在《致函》中自认签订了转让合同,明确受让方是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羽田制造所与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系同一法人。且在致函之后的2007年12月8日大连羽田公司仍在依据《租赁合同》以租金的名义向龙王塘办事处付款。第三,大连羽田公司与弘丰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并在其内部董事会决议以及就企业搬迁向有关部门的请示文件中承认租赁弘丰公司厂房及土地等相关事宜。大连羽田公司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的款项亦明确记载为租金或还款,并非一审认定的代羽田制造所支付的转让款。第四,龙王塘办事处虽然在一、二审庭审中及向上级部门的请示中认为羽田制造所是案涉资产的受让方,但其无法否定与弘丰公司签订的案涉资产的转让合同;当未能如期收到转让款时,龙王塘办事处亦是向弘丰公司去函要求支付欠款。这说明龙王塘办事处承认弘丰公司是偿还欠款的主体,是资产受让方;时任龙王塘办事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王国珉亦证明案涉资产的受让方是弘丰公司。综上,案涉资产的真正受让人是弘丰公司而非羽田制造所,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大连羽田公司根据羽田制作所的《确认函》主张其享有案涉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诉讼观点,缺乏证据支持。对弘丰公司所提相关上诉理由,予以支持。
关于羽田制造所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诉争标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本案又系涉外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条关于“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特别法优先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使用土地的,适用本法;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外资企业应受土地管理法调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所指的外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对物权的取得没有法律规定的就是法律所禁止的。羽田制造所是日本企业,其受让中国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弘丰公司提出大连羽田公司由合资公司变更为独资公司过程中,向工商部门呈报虚假材料,骗取公司注册登记,大连羽田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大连羽田公司提供了大连市旅顺口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大连羽田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又提供了大连市人民政府和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大连羽田公司为外资企业,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至于其在工商部门是否有骗取注册登记行为,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辽宁高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大连羽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均由大连羽田公司承担。
大连羽田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支持大连羽田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弘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理由:1.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外国企业取得中国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二审判决认定羽田制造所是日本企业,其受让中国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年3月9日《关于对外国人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核发土地证书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关于颁发出让、转让给外商、华侨及港、澳、台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问题,暂由省级人民政府颁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具体办理。待国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条例正式颁布后,按新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起施行)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经营。根据上述规定,羽田制造所购买涉案资产,符合法律规定。(2)二审判决认定“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对物权的取得没有法律规定的就是法律禁止的”。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02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因此,本案纠纷不应适用物权法的规定,且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法定。物权法并没有对取得物权的主体作出禁止性规定。2.本案证据已充分证明涉案资产的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二审判决却认定受让人是弘丰公司。二审判决存在多处严重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的证据已充分证明签订《转让合同》A的主体为羽田制造所,各方当事人对此也无异议,二审判决却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羽田制造所与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系同一法人”。(2)弘丰公司对只有复印件的《转让合同》A在庭审中强调是意向书,但二审判决却以复印件为由,不予采信。根据弘丰公司的致函、签约录像等形成的证据链条,均可以佐证该《转让合同》A的真实性。大连羽田公司不能提交《转让合同》A原件的原因在于其被前羽田制造所的工作人员袁君胜持有,拒不交出。(3)大连羽田公司与龙王塘办事处之间并无租赁关系,其支付给龙王塘办事处的款项实为转让款。弘丰公司在《致函》中确认每年付给龙王塘办事处的转让费是由大连羽田公司以租金的方式进行支付的。二审判决却错误的认定“大连羽田公司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的款项亦明确记载为租金或还款,并非一审认定的代羽田制造所支付的转让款”。(4)大连羽田公司与弘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租赁合同》也并未实际履行。二审判决却以该《租赁合同》作为认定资产受让人为弘丰公司的理由之一,属于事实认定错误。(5)涉案资产一直是由大连羽田公司实际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的所有权权能,相关权证一直是由羽田制造所及大连羽田公司保管,充分证明涉案资产的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羽田制造所委托大连羽田公司实际履行了《转让合同》B。(6)龙王塘办事处作为资产出让人,自始即知悉并一直认可羽田制造所是资产受让人。二审判决错误地认定龙王塘办事处“无法否定与弘丰公司签订的案涉资产的《转让合同》”。3.二审判决中还存在其他严重事实认定错误。(1)二审判决错误认定“2002年2月10日,大连羽田公司法律顾问陈文卿给大连羽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董事长野口广就本案涉及的资产购买事宜提出《法律意见书》”。弘丰公司对此仅提供了复印件,并无原件,且大连羽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并未认可该证据。(2)二审判决错误认定“2002年5月2日,袁君胜向弘丰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杜丕福经理出具《联系函(承诺书)》”。该联络函并未加盖羽田制造所的公章,羽田制造所一审中已明确从未对袁君胜作出这样的授权,且袁君胜与杜丕福存在关联关系。(3)二审判决错误认定“2002年5月8日,龙王塘办事处向弘丰公司提交一份《证明函》”。该证据没有龙王塘办事处的公章,不是原件,龙王塘办事处未予认可。(4)二审判决错误认定“2004年6月1日,王国珉向袁君胜出具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交接清单》”。从该证据的落款时间和内容可以证明该证据是不真实的。(5)二审判决错误认定“2004年6月12日袁君胜向杜丕福出具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收条》”。袁君胜和杜丕福存在关联关系,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且二审判决认定2004年6月1日袁君胜将有关权证移交王国珉,又认定2004年6月12日袁君胜才收到杜丕福移交的有关权证。两者明显逻辑错误。(6)二审判决错误认定“2004年12月27日,由于王国珉工作调动,时间紧,联系不到弘丰公司,就将案涉厂房、土地的产权证照交给大连羽田公司姜运国经理”。王国珉的上述证言明显不合逻辑,没有事实依据。(7)二审判决错误地对与弘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密切关系的袁君胜的证言作为事实予以认定。
弘丰公司答辩称:1.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对外国人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核发土地证书问题的批复》已于2000年1月3日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只是暂行条例。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5条的规定,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2.二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大连羽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没有提供《转让合同》A的原件,签约录像不能证明《转让合同》A的真实存在。虽然弘丰公司认可《致函》的真实性,但是致函是发给大连羽田公司和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的,而不是发给羽田制造所的。如果存在一份弘丰公司与日本企业的转让合同,那么该日本企业也应当是日本国东京羽田制作所,而不是羽田制造所。《转让合同》A复印件不是《致函》中提到的转让合同。《转让合同》A复印件是伪造的。弘丰公司与大连羽田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大连羽田公司向龙王塘办事处缴纳的租金是弘丰公司为了较少税负让其直接将租金交付龙王塘办事处的。大连羽田公司提出的其他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均无法律依据。二审判决对《法律意见书》、《联系函》等证据只是做了客观的表述,没有做出具体认定,故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二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3.一审判决支持大连羽田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大连羽田公司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羽田制造所陈述称:1.辽宁高院认定事实错误,诉争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真实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而不是弘丰公司。(1)《转让合同》A真实有效,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羽田制造所与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为同一法人,二审判决不予认定,明显错误。(3)大连羽田公司与弘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租金”名义开具的收据不能证明双方真实存在租赁关系。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国法律明确规定外国企业可以受让中国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予纠正。
龙王塘办事处陈述称:1.大连羽田公司提供的《转让合同》A虽然为复印件,但根据签约录像、2004年6月3日弘丰公司给大连羽田公司、羽田制造所、野口广先生、姜运国先生的《致函》以及旅龙办〔2002〕32号文件,在弘丰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能够证明《转让合同》A的真实性。2.《转让合同》A的签约主体应以所盖公章为准不能以译名为准。3.羽田制造所和大连羽田公司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不违反我国法律。
本院再审期间,大连羽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目录》、《新证据补充目录》各一本、签约照片四张、大连羽田公司介绍图册一本。其中,《新证据目录》内有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情况说明》、大连市旅顺口区经济合作局《情况说明》、大连市工商局颁发的大连羽田公司《营业执照》和大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共4份证据;《新证据补充目录》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单聚宁主任的证词、龙王塘办事处证明、2002年5月17日羽田制造所支付首笔土地转让款电汇、换汇银行水单及翻译件、2003年11月25日羽田制造所支付第二笔转让款银行水单、羽田制造所登记公证、认证及翻译件、大连市旅顺口区经济发展局《技改通知单》、大连市旅顺口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批复的《施工图纸》,共8份证据。
弘丰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构成再审新证据,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羽田制造所认为上述证据均构成再审新证据,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龙王塘办事处认为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外,其他证据均构成再审新证据并予以认可。
龙王塘办事处提交了单聚宁起草的请示报告底稿原件一份。
大连羽田公司认为该证据构成再审新证据并予以认可。弘丰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不予认可。羽田制造所认为该证据构成再审新证据并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大连羽田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目录》中的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情况说明》和大连市旅顺口区经济合作局《情况说明》两份证据是于二审判决作出之后形成的,属于再审新证据。该两份证据证明了大连羽田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批准证书中载明的投资方是羽田制造所,但是均翻译成了日本国或者日本羽田制造所。
大连羽田公司提交的《新证据补充目录》中《单聚宁主任的证词》虽然系于二审判决后形成的,但弘丰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单聚宁未到庭接受询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于《龙王塘办事处证明》,因龙王塘办事处在本案一、二审及提审程序中均参与诉讼并对案件事实作出了陈述,故其出具的上述证明系其陈述意见,不能作为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
除上述四份证据外,大连羽田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以及龙王塘办事处提交的单聚宁起草的请示报告底稿证据,在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内客观存在,能够被大连羽田公司和龙王塘办事处取得并提交,而其又不能证明其未提交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十条的规定,上述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大连羽田公司于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了其向龙王塘办事处新支付的2008年转让费100万元的证据,二审判决未予认定。本院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大连羽田公司以租金或者还款的名义向龙王塘办事处缴纳了2002年至2008年的转让款共计70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大连羽田公司对二审判决另查明的事实明确提出异议,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弘丰公司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判决另查明了十五项事实。其中,第八项2004年5月31日龙王塘办事处致弘丰公司的《函》、第九项2004年6月3日弘丰公司的《致函》和第十三项2008年6月30日《关于大连羽田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三项事实,一审判决已经作出相关认定,二审判决属于重复认定。二审判决还查明了其他十二项事实,但均未对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的质证情况和采信理由予以分析认定。这些证据有的系复印件且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有的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一审判决对这些证据的分析认定以及不予采信的结果是正确的,二审判决直接依据这些证据认定相关事实确有不当,应予纠正。
弘丰公司于本院庭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取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对龙王塘办事处相关负责人马贵云、赵百强和单聚宁滥用职权案件的讯问笔录。本院委托辽宁高院调取上述证据,辽宁高院两次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联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均表示该案现处初查阶段,尚无法提供上述证据,故无法调取。本院认为,在目前无法调取上述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已经能够查明相关事实,故对弘丰公司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不再调取。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判决另查明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确认。
另查明:大连羽田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批准证书中载明的投资方是羽田制造所,但是均翻译成了日本国或者日本羽田制造所。
大连羽田公司以租金或还款的名义向龙王塘办事处支付了2002年至2008年的转让款共计700万元。
本院认为,羽田制造所系于日本注册的公司,本案系涉外物权确认纠纷。涉案不动产及其附属动产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一、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是正确的。
根据大连羽田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弘丰公司的答辩、羽田制造所和龙王塘办事处的陈述,本案的焦点有三:
一、涉案资产的真正受让人是谁
1.羽田制造所的主体资格。《转让合同》A明确规定,涉案资产的受让人是“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而本案当事人羽田制造所的全称为“株式会社羽田钢管制造所”,两者的中文名称并不一致,二审判决据此认定两者并非同一主体。本院认为,两者系同一主体,理由如下:首先,《转让合同》A中的“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在该合同中所加盖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人名章与本案当事人羽田制造所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人名章是相同的。其次,根据本院另查明的事实,大连羽田公司的唯一投资人系羽田制造所,但是大连羽田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批准证书中所载的羽田制造所的中文译名均有不同,因此,羽田制造所的中文名称有所不同系出于翻译的原因。再次,本案庭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对羽田制造所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问题再提出异议。因此,本案当事人羽田制造所与《转让合同》A以及《致函》等证据中提及的“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系同一主体。二审判决仅依据中文译名不同即认为不能证明羽田制造所和“日本国东京羽田钢管制作所”系同一法人,确有不当,应予纠正。
2.《转让合同》A复印件的真实性。在本案一、二审以及提审过程中,除弘丰公司以外的其他三方当事人大连羽田公司、羽田制造所、龙王塘办事处始终陈述的事实是:2002年5月8日,本案四方当事人同时签订了《转让合同》A、《转让合同》B以及《租赁合同》三份合同。现大连羽田公司提交了《转让合同》A复印件,并对其无法提交原件作出了解释。弘丰公司虽然认为大连羽田公司提交的《转让合同》A复印件系伪造的,但是其始终认可自己出具的《致函》的真实性,该《致函》中明确提到其与羽田制造所、龙王塘办事处签订了两份转让合同,该两份转让合同与《租赁合同》系属关联合同。本案庭审期间,本院明确要求弘丰公司提交其在《致函》中提到的其与羽田制造所签订的转让合同,但其始终未能提交。本院认为,综合弘丰公司的《致函》、签约录像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能够证明《转让合同》A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转让合同》A、《转让合同》B以及《租赁合同》系关联合同。至于《转让合同》A的具体形式和内容问题,因该合同的签约方是弘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因此,弘丰公司和羽田制造所均应持有《转让合同》A的原件。现大连羽田公司提交了羽田制造所保存的《转让合同》A复印件并对其无法提供原件作出了解释,而弘丰公司却始终不提交其持有的《转让合同》A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对大连羽田公司提交的《转让合同》A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对涉案资产真正受让人的认定。本案中,《转让合同》A、《转让合同》B和《租赁合同》是相互关联的三份合同。根据三份关联合同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租赁合同》并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发生法律效力。《转让合同》A和《转让合同》B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虽然《转让合同》B约定涉案资产的出让人是龙王塘办事处,受让人是弘丰公司。但是,根据《转让合同》A的约定,系羽田制造所委托弘丰公司购买涉案资产并签署《转让合同》B。而本案四方当事人在2002年5月8日均到场参加并见证了所有合同的签署过程,因此,各方当事人均知道涉案资产的真正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以及羽田制造所与弘丰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转让合同》B直接约束龙王塘办事处和羽田制造所,因此,龙王塘办事处是涉案资产的出让人,羽田制造所是涉案资产的真正受让人。弘丰公司割裂《转让合同》A与《转让合同》B的关联关系,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仅依据《转让合同》B认为其系涉案资产的受让人,与事实不符,亦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资产的真正受让人是羽田制造所是正确的,二审判决认定涉案资产的真正受让人是弘丰公司确有错误,应予纠正。
二、羽田制造所受让涉案资产是否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转让合同》B约定的转让资产包括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物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羽田制造所受让涉案地上建筑物等资产的所有权均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羽田制造所作为境外法人受让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土地管理实行的是按用途管制而非按用地主体进行限制,原则上境内外法人均享有相同的待遇,均可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除另有特殊规定外,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对境外法人在我国购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没有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因此,羽田制造所受让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未违反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中,羽田制造所签署合同受让涉案资产的事实发生在2002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尚未实施,因此,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认定羽田制造所不能受让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有错误,况且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法定,二审判决将该原则理解为物权的取得法定亦属错误,应予纠正。
三、大连羽田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大连羽田公司向本院提出的再审请求是: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支持大连羽田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弘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大连羽田公司在本案一审期间提出的诉讼请求有三:1.确认羽田制造所将其以弘丰公司名义与龙王塘办事处签订的《转让合同》B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大连羽田公司的行为有效。2.确认龙王塘办事处下属原龙王塘特种轧钢厂厂区所属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厂房、仓库、变电所、职工宿舍、办公楼等全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归属大连羽田公司。3.判令弘丰公司协助将上述的2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13处房屋所有权办理过户到大连羽田公司名下。
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羽田制造所和龙王塘办事处分别于2007年5月25日和2007年8月7日向大连羽田公司发出《确认函》和《关于同意大连羽田公司继续履行〈转让合同〉的函》,确认由大连羽田公司继续履行《转让合同》B,并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因此,在龙王塘办事处同意的情况下,羽田制造所将其于《转让合同》B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大连羽田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大连羽田公司根据《转让合同》B的约定,请求确认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等不动产及附属设施设备动产的所有权。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龙王塘办事处在《转让合同》B签署后,已经将涉案全部资产交付大连羽田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转让合同》B并未对涉案附属设施设备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应当适用上述法律的规定,涉案附属设施设备动产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起归属大连羽田公司。一审判决对涉案附属设施设备动产所有权的确认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除交付外,尚需办理登记手续,故大连羽田公司请求确认其享有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直接确认大连羽田公司享有涉案不动产物权有所不当。
根据《转让合同》A的全部内容和具体文义,弘丰公司应在羽田制造所注册成立独资企业大连羽田公司后,立即无条件协助将涉案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过户至大连羽田公司名下。现大连羽田公司已经设立,其要求弘丰公司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有相关合同依据,弘丰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因此,一审判决支持大连羽田公司关于弘丰公司办理过户手续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审判决驳回大连羽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确有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大连羽田公司的部分再审请求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亦有不当,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民三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和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大民二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株式会社羽田钢管制造所以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名义与大连市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转让合同中的附属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
三、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证号为旅顺口国用(2003)字第0413199号和04132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和证号为旅顺村房字第09000921号、09000922号、09000539号、09000540号、09000541号、09000542号、09000543号、09000544号、09000545号、09000546号、09000547号、09000548号、09000549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至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名下。
四、驳回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3800元人民币,诉讼保全费5000元人民币,共计192600元人民币,由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许景敏等诉徐州市圣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在旅行合同关系中,旅行社通过第三人协助履行合同义务的,该第三人对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保障义务。除游客直接与该第三人另行订立合同关系外,该第三人如有故意或过失侵害游客合同权益的行为,旅行社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告:许景敏,女,33岁,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民康园。
原告:周兴礼,男,68岁,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
原告:吴艾群,女,62岁,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
原告:周冠希,男,1岁,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民康园。
被告:徐州市圣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中山南路16号。
原告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因与被告徐州市圣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亚国际旅行社)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诉称,周继德为徐州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的职工,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分别是其妻子、父亲、母亲、孩子。2009713日,徐州市国家粮食储备库与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签订《江苏省国内旅游合同》,约定徐州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组织职工进行日照二日游,由被告提供相关旅游服务。同时,被告提供了日照二日游的行程安排。718日,周继德参加了该旅游行程。被告安排的旅行车于当日中午到达日照,根据行程安排,中餐后应去第三海滨浴场。旅行车到达第三海滨浴场后,因无停车位,被告的导游又改变该景点行程到太公岛浴场,并安排旅客在此游泳。周继德在游泳中发生溺水事故,经日照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09727日死亡。后经查,被告安排的太公岛浴场为一已停止营业的浴场,无任何防护措施,严禁游客下海游泳冲浪。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旅游的专业服务机构,未能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景点,且未能提供任何有效安全的防范措施,导致周继德死亡,应承担全部的民事责任。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死者的家庭的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后经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但被告拒绝支付任何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743717.84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辩称,原告许景敏等起诉我公司主体不适格,导游石彩霞与徐州圣亚旅行社有限公司是挂靠关系,是她联系以及接待包括导游服务,应该作为有利害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作为被告。本案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等应按照上一次起诉时的标准计算。作为导游石彩霞的行为无过错,石彩霞在导游服务中所带入的海边场地有明确告示,禁止下海游泳,而且在前去旅游地点时在告知书上有明确告知,所带入地点均是禁止下海,如发生意外,责任自负,周继德在告知书上签字。我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责任,在服务当中作为公司以及接待人员石彩霞也为旅游者购买了保险,按合同当中约定的旅游项目完全履行。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周继德为徐州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的职工,原告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分别是周继德的妻子、父亲、母亲,原告周冠希系周继德与许景敏之子。2009713日,徐州市国家粮食储备库与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的前身徐州圣亚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江苏省国内旅游合同》,约定徐州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组织职工参加被告组织的国内旅行团,团号SY090718日照二日游,行程共计两天壹夜,2009718日早540出发,719日晚归,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被告提供的日照二日游的行程安排为:D1:赶海拾贝:早上530出发途径邳县、新沂抵达日照后,游览万平口生态广场,土特产商店采购海产品,品日照绿茶。中餐后去第三海滨浴场,融入万顷碧波,仰卧千亩金沙滩任浪花荡去满身的疲惫。住宿海边准二星。D2:出海捕鱼。下午返程。2009718日,周继德参加了该旅游行程,当日到达日照,当日下午,周继德在日照太公岛浴场下海游泳时发生溺水事故,经日照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09727日死亡。就赔偿事宜原、被告协商未果,2010427日,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被告以辩称理由答辩。
庭审中,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主张日照当地的导游向参加此次旅游的游客作出书面提示,提示海水浴不在服务范围内,属自愿项目,发生意外责任自负,包括周继德在内的17名游客在提示上签字。为证实其主张,被告提交了有包括周继德在内的游客签字的《日照金太阳旅行社友情提示》,在该提示中有上述提示内容。原告质证认为,对日照金太阳旅游社友情提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诉争没有关联性,提示内容是日照金太阳旅游社作出的而不是本案被告,友情提示中所载明的海水浴不是行程之内,不代表不是被告的项目之内,该证据显示的职工签字的原因实际是为了统计下海的人,并不是说所有签字的成员都是下海的。该友情提示的签字时间并不是本案所诉争的在太公岛下海游泳之前一点时间,而是在万平口浴场下海之前旅游车行驶中签的,说明该提示只针对万平口浴场并不针对于周继德溺水事件发生的太公岛浴场。
另查明,原告周兴礼出生于194315日,无收入来源,原告吴艾群出生于1949108日,系铜山县单集镇卫生院退休职工,有退休工资。原告周兴礼、吴艾群育有包括周继德在内三个子女。原告周冠希出生于2010216日,系遗腹子。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周继德所在工作单位与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后,周继德实际参加了被告组织的旅游,周继德与被告成立了旅游合同关系。周继德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具备一定的安全防范意识,应意识到在海里游泳危险性,但其却过于自信不顾危险到海里游泳,以致发生意外,对意外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作为旅游服务方,对游客的人身安全应尽到充分的注意和保障义务,虽然被告方的当地导游已经告知下海游泳不在服务范围,但被告方在周继德下海游泳时未进行劝阻,对意外的发生应承担一定责任。原告许景敏等主张被告安排周继德等在不对外开放的、不具备安全措施的游泳场游泳,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本案是侵权之诉,原告方系死者周继德的近亲属,其作为受害人要求被告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赔偿的比例应根据双方的过错及该过错在周继德死亡中的作用合理确定。根据本案实际,法院酌定被告对周继德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丧葬费15833.5元、死亡赔偿金411040元、周兴礼的被扶养人生活费61380.67元、周冠希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18377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吴艾群系退休,有退休工资生活来源,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法院不予支持。因受害人周继德的死亡致使原告受到了精神损害,四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法院酌定支持为10000元。
综上,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于20101210日判决:
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赔偿原告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丧葬费3166.7元、死亡赔偿金8220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95374.7元;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赔偿原告周兴礼被扶养人生活费17537.3元;
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圣亚国际旅行社赔偿原告周冠希被扶养人生活费23675.4元;
四、驳回原告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不服判决,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太公岛浴场的告示中明确显示该海水浴场“停止营业,海上因无任何防护设施,严禁游客下海游泳冲浪”等内容,发布该告示警示的时间为2009610日,而旅游行程时间是2009718日,被上诉人圣亚国际旅行社将游客安排至太公岛旅游,应认定该旅游场所系不对外开放的、不具备安全措施的游泳场所。第二,根据双方签订的《江苏省国内旅游合同》及行程安排,下海游泳是此次旅游行程的内容之一。“日照金太阳旅行社友情提示”是格式合同文本,不能等同于圣亚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服务范围,且游客签字的目的是旅游公司为统计下海人数,故不能以“日照金太阳旅行社友情提示”得出下海游泳不在圣亚国际旅行社旅游服务范围内的结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日照金太阳旅行社友情提示”属于格式条款,因其内容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减免了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时应承担责任,故该条款应属无效;圣亚国际旅行社擅自变更浴场,并因该浴场未正常营业,安全防护设施不全,致使溺水死亡事件发生,故原审法院认定圣亚国际旅行社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不当,应当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圣亚国际旅行社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
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圣亚国际旅行社在旅程中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二、圣亚国际旅行社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程度应当如何确定。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上诉人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以被上诉人圣亚国际旅行社为赔偿义务人提出人身损害赔偿之诉,判断圣亚国际旅行社作为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承担,应当考虑:一、圣亚国际旅行社是否存在过错。二、圣亚国际旅行社的行为与周继德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旅行合同为旅行社提供有关旅行给付于全部旅客,而由旅客支付报酬的合同。旅行中景点安排,由旅行社接洽第三人给付,除旅客已直接与第三人发生合同关系外,该第三人即为旅行社的旅行辅助人,对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保障义务。第三人如有故意或过失侵害旅客的行为,旅行社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被上诉人圣亚国际旅行社是否存在过错。周继德在下海游泳过程中溺水,事故发生后游泳场所未采取急救措施,后被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圣亚国际旅行社将原旅游合同中约定的旅游场所由日照第三海滨浴场变更为太公岛浴场,而当时的太公岛浴场正处于维修阶段,系非正常营业的场所。圣亚国际旅行社根据其签订的《江苏省国内旅游合同》及行程安排,有义务向包括周继德在内的旅游合同相对人安排至具备正常营业资格的场所接受其旅游服务,因此,圣亚国际旅行社违反了上述义务,对周继德在接受旅游服务时应当享有的正常营业性旅游场所所具备的安全保障利益造成损害。结合海滨浴场场所的具体情况,旅游者在具备提供旅游服务功能的海滨浴场所享有的安全保障利益应当包括溺水后获得浴场范围内被施以紧急救助的利益。因圣亚国际旅行社提供的太公岛浴场处于非正常营业期间,故对于周继德在溺水后未能获得浴场急救,应当认定圣亚国际旅行社变更旅游场所的行为存在过失,侵犯了周继德应当享有的场所安全保障利益。
二、被上诉人圣亚国际旅行社的行为与周继德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周继德溺水后在未采取浴场急救措施的情况下被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这一事故过程中,浴场急救行为对阻却溺水事故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概率。因圣亚国际旅行社的过错行为导致浴场急救行为的缺失,使得阻却溺水损害后果的可能性概率不当降低,故不应否认圣亚国际旅行社的过失行为与周继德溺水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考虑到浴场急救行为仅对阻却溺水事故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可能性概率,却并非导致溺水事故损害后果的唯一原因,故不应认定圣亚国际旅行社的过失行为与周继德溺水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全部原因关系。
三、太公岛海水浴场游客须知以及友情提示中明确显示该海水浴场“停止营业,海上因无任何防护设施,严禁游客下海游泳冲浪”等内容,周继德系成年人,应当对下海游泳行为的危险性有合理认知,亦应当根据太公岛海水浴场的告知内容对自己下海游泳行为作出合理判断,因此,周继德选择下海游泳的行为与导致溺水事故后果亦有一定因果关系,其对事故后果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综合以上,考虑周继德的行为过失以及圣亚国际旅行社的行为过失与周继德溺水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的原因关系,原审法院酌定圣亚国际旅行社向上诉人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承担周继德事故损失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许景敏、周兴礼、吴艾群、周冠希的上诉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1103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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